313 洪武十九年大诰（第3 / 3页）
最后，他严厉jing告道：如果《大诰》颁布下去，一里之间，百户之内还有“逸夫”，里甲坐视，邻里亲戚不抓，任凭这些“逸夫”游荡在公门、市井之中，为非作歹，被官府抓住的话，“逸夫”处死，里甲和四邻全家流放边疆！
对于不同职业的百姓，朱元璋还有更具体的规定：如果你是农民，没有特别申请的“路引”，每ri里不得离开自家方圆一里。早上何时出门耕作，晚上何时回来，都必须让邻居知晓。
如果你是工匠，出远门做工，则必须在路引上标明目的地；在本地做工，则要让邻居知道你的具体所在。归来或早或迟，也要说与邻居知道。
经商者，本钱有多有少，货物有轻有重，所行有远有近，走水路还是走陆路，这些都要详细注明在“路引”当中。归来的大致期限，邻里务必知晓。若一年没有消息，两年未曾归来，邻里必须去其家中调查原因。如此，一旦对方借经商之名，在外胡作非为，邻里就不必承担连带责任。
最后，朱元璋对全国百姓们表达了他的美好憧憬：“若百姓们都遵守朕所申明的先王之教，大步迈入仁寿之乡，乐天之乐，岂不快哉！”
先是溧阳本地的儒士蒋士鲁等十三家秘密把潘富递送到邻境的广德县。不久潘富又流窜到建平县，缉捕的差役们跟踪到建平，当地百姓王海三又悄悄将其递送回了溧阳，溧阳百姓朱子荣又将其暗地里递送到宜兴县……就这样，经过数次递送后，潘富又被秘密护送到了崇德县。崇德县的豪民赵真家财万贯，蓄养了许多无业游民做贩卖私盐的勾当，常常来往的朋党多达数百人，潘富就藏匿在赵真家中。缉捕的衙役随后赶来，赵真将潘富暗地里递送到千乘乡的一座寺庙里。庙里的和尚们纠集两百余人，反将缉捕潘富的差役们团团包围，直至杀伤人命才散去……
此事越闹越大，最后不得不再次上报到朱元璋那里。朱元璋下令，将赵真及其同伙的两百余户人家的家产全部抄没，凡参与围攻差役者，一律诛戮；沿途藏匿潘富、助其逃跑的一百零七户人家，全部枭首示众，家产一同抄没！
一个小县里的小污吏，在皇帝签发了缉捕诏书之后，竟然能够上演一场如此大规模的逃亡，先后历经八县，涉及三百多户人家。本来该死的只有潘富一人而已，可结果因其而死的人却近千人。一个小小的胥吏，能够在八个不同的县里都有自己的死党和势力范围，豪户大家为了保护他甚至不惜与皇帝对立。这样巨大的能量，不能不让朱元璋胆战心惊。由此也不难看出，元代重胥吏而轻官员这一传统的流弊，深重到了何种程度！朱元璋三番五次地强调元代因此而亡国，绝非危言耸听。
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在治理污吏这个问题上，朱元璋选择了前无古人的“群众运动”。经过近一个世纪的放纵之后，胥吏们的社会关系已经错综复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单凭皇帝和各级官僚，已经完全不足以治理这些人。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是不得已之举。
对于重建帝国的儒家传统这个伟大目标，朱元璋采取的措施是官僚与百姓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就是重点针对官僚的。这一手段的目的，是彻底摧毁元代以来重胥吏而轻官僚的风气，重建官僚集团的儒家传统。与之同时开展的大规模的整肃贪官运动，即由朱元璋亲自主持的那些大案，如”胡惟庸案”、“郭桓案”等等，都是为了重建官僚集团的儒家传统。
儒家政治观里面以天下为己任、重义轻利等理念。一直被朱元璋高度推崇。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给官员们定下的俸禄会低到极限。这一俸禄标准，与发动群众惩治污吏，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既然严厉打击胥吏，也就等同于严厉打击了一切依附在这些胥吏身上的官场陋规。既然没有了陋规，经过朱元璋的仔细核算。官员们的工资虽低，但过上中等人家的生活，并不是什么难事。
朱元璋极力想要做好的另一手，则是恢复百姓们ri常生活中的儒家传统。在《大诰?乡饮酒礼第五十八》里，朱元璋下令恢复废弃已久的“乡饮酒礼”。这种乡饮活动，形式上类似于集体聚餐。目的则在于弘扬为子尽孝、兄弟相亲、邻里和睦、朋友有信、长幼有序等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恢复这一活动的初衷，朱元璋说得很明白：“朕本不才，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这种古老的乡饮活动在两宋时期早已沦为形式，在元代则几乎消失。朱元璋却以极为认真的态度决定去恢复它。他下诏说，乡饮的坐席必须按照年龄和德行来排列，良贱分开成席。有犯罪前科和德行有亏之人。不许入善良之席。如果混淆贵贱，主会者治以重罪，乱席者全家流放边疆！最后，朱元璋告诫百姓们说：“从者昌，否者亡。”
也许，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对人民群众的个人ri常生活干涉得最深入的皇帝。在《大诰续编?互知丁业第三》里，朱元璋第一次命令百姓们“互相知丁”。他要求。自这一规定颁布之ri起，市井村镇中的老百姓对自己的邻居，一定要做到“互知业务”，也就是知道他们平ri里从事何种职业；还要做到知道邻居家里几口人，几个人从事农业，几个人读书，几个人从事手工业或者商业；对于读书的邻居，一定要知道他的老师是谁，在哪里上学；给别人做老师的，也必须知道他所教的学生都是谁。
邻里之间彼此知道得这么清楚。目的是什么呢？
朱元璋解释说，按照古圣贤的分类，老百姓可以从事士、农、工、商四种生计。在圣人们的教导下，老百姓谨守这四业，所以天下太平康乐。不在“四业”范围之内的谋生者。没有不违法犯罪的。“知丁法”的目的，就是为了抓出那些不务四业的害群之马—那些游手好闲的“逸夫”，罗织词讼，勾结胥吏，弄权官府，实在是社会的毒瘤。“知丁法”推广开来之后，百姓们把自己了解的邻里情况上报里甲，里甲再把情况向县衙报告，如此向上一级级地备案，那些“逸夫”就无处遁形了。